百年前艺术家曾会聚巴黎 共同学习东方艺术 世界即时

在西岸美术馆的展厅，有两幅作品并置而立。乍一看，它们颇有相似之处。右边的书法立轴上，是清代傅山笔走游龙的草书。左边的画框里，同样是宛若天书的墨水勾画，阅读展签可知，这是1959年法国诗人、画家亨利·米肖的作品。

在20世纪，有这么一群艺术家，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巴黎，他们对西方启蒙概念产生了质疑，对东方哲学艺术充满了向往。从中国书画到东方禅学，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并将对其理解汇入艺术创作。这些艺术探索起初是拙稚的、异想天开的，但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最终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重要支流。

4月29日至9月24日在西岸美术馆举行的展览“本源之画：超现实主义与东方”，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讲述超现实主义的故事，也让观众有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当代艺术，以及中国传统书画。

(资料图)

遥望东方

“和艾略特的《荒原》一样，超现实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的诗意化产物。”本次展览策展人、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迪迪埃·奥廷格表示，“这场艺术运动的大部分中心人物都有参战的经历，遭遇过对他们而言最恐怖的情况。”

一战带来的集体性创伤，让欧洲人陷入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知识界甚而开始怀疑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思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于1918年至1922年发表的《西方世界的没落》畅销一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在对战争创伤进行分析后做出了文明中的“萎靡”的诊断。

超现实主义的领军者安德烈·布勒东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在熟悉其诊疗方式后，他决定拿自己做实验，“展开一种尽可能快的独白……思想未必能快过语言，甚至可能还比不上一支挥扬疾书的羽毛笔”。

布勒东和安德烈·马松等艺术家发展出一种名为“自动主义”的创作方式，任由“画笔在纸上飞驰”，勾勒出一种超越意识的诗意，他们很快发现，这与抽象而神秘的东方艺术冥冥相关。

乔治·杜图伊特在1936年的《中国的神秘性与现代绘画》中写道：“正是中国人的祖先最早发现和探索了想象力的未知疆域，他们一定不是为了在那儿划出固定界线，而是为了在广泛扩展其边界的同时，展现其丰富的内涵。”

事实上，当时的艺术家了解东方的路径是非常局限的。马松回忆说：“如果我记得没错，在1925年左右，一个身处巴黎的年轻画家鲜少能接触到远东水墨画。在无法见到原作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查阅翻印了大量相关作品的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专著，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奥廷格同时指出，此时超现实主义者所谓的“东方”也是一个地理位置不甚明确的概念，它同时涵盖了俄罗斯和其纷争不断的边境疆域，以及远东的中国、日本及印度。

直到二次大战，马松流亡美国，他对东方艺术的认识才得到进一步开拓。“幸亏这流放生活，我才能在波士顿大开眼界。这座城市的美术馆足以为它那最丰富的中国艺术大师收藏而感到骄傲——尤其是那些宋朝的作品。人们可以在那些中国和日本寺庙的收藏之外，慢慢欣赏这些作品。”他开始“像禅宗的僧人那样任意喷洒墨汁”，他留白、书写，他模仿石涛和雪舟的方式，尝试并着迷于“没骨”画法。

中西切磋

中国古人诗画同源的境界，在20世纪巴黎的艺术家诗人团体得到了遥远的共鸣，他们将符号和书写联系在一起进行视觉艺术的创作。

克里斯蒂安·多特雷蒙发明了语素文字，他用在纸上自由地绘制诗歌，起先用钢笔、粉彩，而后使用墨汁，连缀在一起的字母组成的弧线游走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组成一幅幅象形的图画。冥冥之中，这幅画面与展厅开始处傅山的书法形成了对照关系。

本次展览，上海博物馆特意从馆藏中挑选了多件书画，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进行对话。上博书画部主任凌厉中表示：“在现场，有观众问我，某件书法写的什么内容？我的建议是，你不需要知道。书法的线条就是一种视觉的艺术，你不用被里面的内容干扰。”

二战以后，中西艺术交流开始变得更加密切。1956年夏天，张大千来到巴黎，在塞努奇博物馆举办个人收藏展，又在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个人艺术展。“那些巨幅画作足以让一个法国人感到震惊。”马松赞叹道，这让他清晰意识到“自己使用墨汁的方法是多么简易和基础”。

此时，出于对学习欧洲艺术传统的渴望，一批中国艺术家来到了巴黎，其中包括1948年抵达的赵无极、1952年抵达的丁雄泉、1955年抵达的朱德群。本次展览另一位策展人、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现代收藏部策展人玛丽·萨雷提出，当这批艺术家颇费苦功地试图在创作中摆脱最后一丝“中式”痕迹，融入西方艺术圈，他们也无意间为欧洲的同行打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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